“我不想让她知道，我怕失去她，怕她瞧不起我，我还是希望能过正常人的婚姻生活……”一位年轻人在得知婚检复核HIV阳性后，瞬间崩溃，在诊室号啕大哭。近日，“男子婚检查出HIV哭求医生别说出去”的新闻，登上社交平台热搜。近年来，婚前隐瞒艾滋病史被诉案件频出，婚检中查出艾滋病是否要告知另一半，成为备受公众关注的话题。
从现行法律上讲，医生并没有自主将一方病情告知他人的权利。我国医师法明确规定，医生泄露患者隐私或者个人信息，情节严重的，可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直至吊销医师执业证书。根据艾滋病防治条例，医生未经同意，不得泄露感染者信息。上述立法的出发点，还是为了更好保护疾病患者的隐私权。
如此一来，患者的隐私权固然是保护了，但由此衍生的后果却难以承受。比如，有的新人婚检后，虽然查出一方疑似HIV阳性，医院仅告知本人，结果导致婚后另一方也感染HIV，以目前科技手段，还难以治愈。这些年，在河南、湖北等地都有类似案例。对于医生，其实也处于两难境地，如果按规定不告知，一旦出现问题，就可能遭到投诉，甚至是人身威胁；如果违反规定告知，同样也可能让婚事黄了的当事人找上门来算账，难免挨处分。
从法理来说，保护隐私权不能以牺牲健康权为代价。健康权和生命权一样，属于基础性的重要人权，也是公民享有其他权利的前提。如果没有健康权，包括肖像权、隐私权等人格权利都将无从谈起。正是基于健康权的极端重要性，世界人权宣言将其列为首要权利，我国宪法、民法典等法律也明确予以保护，将其置于法定优先地位。是以，在数种权利发生冲突时，天平不能向保护隐私权一侧倾斜。
在医师法、艾滋病防治条例等法律、法规尚未修改之时，也有国家立法试图“填补窟窿”，比如，民法典规定，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，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；不如实告知的，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。问题是，这样的规定，毕竟是“马后炮”，被感染了难以治愈的重大疾病，终身陷入痛苦、绝望境地，撤销婚姻又有多大意义？
近年来，也有一些地方立法试图先行破冰，如云南新修订的《云南省艾滋病防治条例》规定，“感染者应当告知配偶，本人不告知的，医疗卫生机构有权告知”。问题是，地方立法位阶过低，其所规定的内容，与医师法等国家立法还存在较为明显的冲突。根据立法法的规定，上位法的效力高于下位法，下位法的内容不能与上位法相抵触，否则将归入无效。
从长远看，还需要从国家立法层面持续发力。在医师法中，可以将医生告知另一方婚检结果作为补充性规定。在艾滋病防治条例中，也可以规定感染者拒不告知的，医疗机构有权告知。当然，优化当前的婚检制度，也应在理性讨论的范围。事前双方共同签署同意协议，双方婚检结果被整合在一份报告中，因为已经征得双方允许，这种做法在现行法律框架内，也能较好地达到既保护隐私权，又保护健康权的效果。法律因时而变，对于久在重负之下的医疗机构和医生，也能长舒一口气。
文｜柳宇霆（法律学者）
